“中产阶级”长期以来是加拿大各大政党竞选时频繁提及的关键词，几乎所有党派都承诺要为中产减税、提供经济支持。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选民群体，大多数加拿大人也认为自己属于其中。

然而，这一概念对加拿大年轻一代而言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。曾被视为中产生活象征的“拥有住房”“定期度假”等指标，如今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已经遥不可及。
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将“中产阶级”定义为年收入介于税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75%至200%之间的群体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，这一范围约在52,875至141,000加元之间。

但对许多年轻的打工族来说，达到这个标准仍是难以企及的目标。

现年35岁的护理专业学生奥佩耶米·克欣德（Opeyemi Kehinde）正在全职读书的同时，每周工作20小时，并与丈夫一同养育五个孩子。她的丈夫是一名地质学家。她说，她心中的“中产阶级”只是意味着“在不领薪水的情况下，家庭能坚持生活两周”。而他们的家庭，目前连这一基本门槛都难以达到。

“我们连基本生活都几乎负担不起，”她说，“每天都在祈祷不要遇上紧急情况，不要生病，也不要失业——因为我们根本承担不起这些风险。”

他们一家在2022年从埃德蒙顿搬到安大略省康沃尔，希望生活成本更低。但租金依然高涨，他们不得不从整栋出租屋搬进一个三居室的公寓。她表示，去年全家总收入不到4万加元，而房租已涨至每月1,880加元，两个月的电费账单高达800加元。

她也试图通过多工作几小时来增加收入，但这反而会增加托儿费用，而且没有可靠的夜间或周末托儿选项可供选择。
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如果她的收入稍微提高，可能还会失去现有的低收入社会补贴，“努力工作”反而成为一种惩罚。

中产阶级：定义模糊，标准下移

2023年《加拿大阶层研究》显示，约42%的加拿大人自认为是“中产阶级”，另有17%认为自己属于“中下阶层”，还有17%属于“中上阶层”。

阿尔伯塔大学社会学教授、该研究主导者之一米歇尔·马罗托（Michelle Maroto）指出，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本身就非常模糊，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而言，其传统意义已难以适用。

“对老一辈来说，中产意味着有房、有车、有养老金、有假期。这些对很多年轻人而言，现在都是难以实现的。”她表示，疫情以来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代际分化。

她呼吁，政界应推动更具进步性的税收制度，用于重新投资公共教育、医疗和住房，“这样，才有可能重新点燃年轻人迈入中产的希望”。

“我们之所以越来越远离传统中产生活方式，是因为最顶层的1%在收入和财富上的拉升幅度，远远超过了社会其他人。”她说。

“中产”不再意味着买房：年轻人只求能付得起房租

蒙特利尔35岁的公益组织负责人萨姆·鲁什（Sam Reusch）表示，“中产”的概念对她这一代人而言，已与父母那代完全不同。

她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学毕业，一路经历经济不稳定的成年期。虽然她小时候仍然抱有“将来能买房”的梦想，但如今她所接触的年轻人几乎都不再谈论拥有房产。

“现在的年轻人只想活得不焦虑，房租能付得起，吃得起饭，有一点点生活品质就已经不错了。”她说。

为保房产泡沫，年轻人承担代价

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、非营利组织“代际压力”（Generation Squeeze）创始人保罗·克肖（Paul Kershaw）指出，加拿大的阶层结构正在因年龄与住房而重构。

他举例说，在维多利亚市，即使是一名年收入六位数的年轻律师，也可能找不到一套合适的三居室出租屋。而几十年前用相对低价购入住房的老一辈，如今则坐拥价值百万的房产，并因此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。

“过去25年，加拿大达成了一项‘政治协议’，那就是牺牲年轻人的经济安全，来保护老一辈在住房上积累的财富。”克肖说。

“政客们嘴上说要保护老年人的‘养老蛋’，但事实上，真正在为这些财富买单的，是正在承受高房租、被迫推迟甚至放弃购房梦想的年轻人。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，为上一代人作了‘保护盾’。”

他指出，政治人物频繁强调“通胀伤害所有人”，但实际上，房价通胀使得许多房主反而更富有。他以自己的房产为例称，自20年前购入以来，房产升值已超过150万加元，“这种财富增长远超一个人日复一日辛勤工作的回报”。

虽然他理解政策制定者不愿看到房市崩盘，但也呼吁政府在制定财政计划时，应更多考虑年轻人所付出的代价。

“如果我们要拿出60亿、140亿加元减税，那至少应该补偿那些在这个体系中被彻底压垮的年轻人。”

文章来源：https://www.cbc.ca/news/canada/middle-class-voters-1.7494434